杨庆祥｜困境以及对困境的凝视
我很喜欢《飞往温哥华》这本书的装帧和设计——以紫色作为主色，夹着一点点明亮的黄色。封面上有一个人，她穿着的衣服是蓝色和黑色。有读者说这本书的整个调子是灰色的，这样说也有道理。但我觉得它不是灰色，而是一种比较忧郁的颜色。这样的颜色与这本书的格调很般配。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格调，一个作家有自己的调性非常重要。在当代，从事写作的人很多，但很多作品都是千人一面。我之前在一个访谈里提到过，当代写作缺少一种亲密性。大部分写作看起来很“正确”，但这种所谓“正确”的写作无法引发我们情感的想象或投射，甚至让我们连讨厌都讨厌不起来。一部作品哪怕让人读后感到厌烦，并且这种厌烦一直萦绕在读者脑海里挥之不去，那么这部作品也算了不起了。比如陈春成刚出现的时候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：一种声音认为他写得特别好，另一种声音认为他写得挺差。好与坏的评价都萦绕在人们脑海里，这恰好说明他的作品能唤醒人们心里的某种东西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创作中亲密感的缺失，是当下写作——包括青年写作、中年写作、老年写作——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作家的创作首先要唤起自己的情绪、欲望或想象。更重要的是，作品只要不被束之高阁，而是被阅读或者传播，它就一定有它的接受主体，因此非常关键的是接受主体与作品的互动。有时我们读了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后，也产生了写作的冲动，那么这部作品就是很了不起的写作。蒋在的《飞往温哥华》也许能够唤起这样的冲动。
书名“飞往温哥华”充满了动感，“温哥华”这样一个地名和“飞”这个动词联系起来以后，能够唤起我的一种欲望情绪，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，也许只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的动作或者行为。但实际上，它在我这里唤起的是对世界图景的想象。从目前来看，对世界图景的想象像一个幻觉，但在我个人的生命史里，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幻觉特别重要。
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困境。书里大部分内容都在写困境，每一个人、每一组关系都处在困境里面。比如第一篇写夫妻、父子、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。其中第一篇《飞往温哥华》里的人物情况最为严重，他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症候，是个抑郁症患者。而我觉得书里的所有人都感受过抑郁的情绪，这是一种很普遍化的情绪，蒋在把这种普遍情绪写出来了。
小说写的另一个困境是贫穷。贫穷是当代写作里萦绕不去的主题，因为贫穷的背后关系到阶层，甚至关系到身份政治。飞往温哥华、加拿大、西雅图，或是北京人在纽约，都涉及到身份政治的问题，以及文化和语言的隔阂——身份政治一定会落实到文化和语言的隔阂里面。对困境主题的书写，既是独特的，也是普遍的。它不仅仅是蒋在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面临的问题，也是当今流动性全球图景里的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。哪怕从这样的世界秩序里面撤退出来，我们依然会面临这个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。
因为这些困境存在，所以我要讲第二个问题——“飞往温哥华”。为什么要飞到温哥华去？为了解决困境。我们的亲密关系出现裂痕，我们的生理、心理方面都出了问题，因此要走异地、去异乡，在流动和迁徙里寻找新的可能性。就像昨天刚刚去世的昆德拉说的那样——“生活在别处”。这是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。在这部小说集里面，不只有“飞往温哥华”。第二篇《再来一次》写了一对夫妻要去西贡。我也去过西贡，那种感受挺奇怪的。走在北京的街头，产生的是内陆地区的想象；但是走在西贡的街头，会觉得有一种世界性。当然，这种世界性的背后可能有扬扬自得的殖民主义，有白种人的优越感，那是另一回事。至少世界性的想象在那里呈现出来了。《等风来》这一篇讲的则是去越南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飞往温哥华，或是去西贡、去越南等等，都是“生活在别处”。小说里还提到了杜拉斯。我们知道杜拉斯写过非常了不起的《情人》，以及另外一个名篇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》。后者讲的是一个中国男人在西贡的生活和他的爱恋。这个题目本身就非常有意思。我想说的是，世界已经连成一个整体——当然，这不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“一体”。它充满了流动、漂泊和迁徙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世界图景，所以我们的疾病和困境也是同构的。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，问题不是一个人面临的，而是很多人都在面临的。这既是蒋在个人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普遍的、具有世界性的故事。这两年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，更年轻的世代——陈春成、蒋在、周婉京、三三等一大批“90后”的写作里面呈现出这样一种世界性写作的图景。这种世界性写作一方面是物质意义上的，因为这些人确实在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和实践，比如周婉京的《取出疯石》就是很典型的作品。另一方面，这种世界性图景指向的是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。我认为这样的写作境界比当年“80后”的起点要高——不论是那批“新概念”作家，还是郭敬明、韩寒那样的消费主义写作，基本还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之内的写作。
第三个问题是，在蒋在的作品里面，人们面临的困境其实无法解决，无法在现实的意义上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、回答或者抉择。我们知道很多小说的写作——尤其是在叙事文学的写作里，叙事的动力来自于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方案。这种模式的小说会形成开始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局这样的叙述闭环。在这个闭环里面，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，问题小说从现代以来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，后来的很多长篇小说，其实是问题小说的加长版或者增强版。例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是一部典型的从问题小说发展而来的长篇小说。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，我一直认为《人生》比《平凡的世界》更加高级。因为《人生》没有为它的人物找到特别好的解决方案；《平凡的世界》则把每个人都安排得很好，虽然解决了问题，但在艺术层面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级。
恰恰在问题和困境不能解决的时候，小说诞生了。小说的当代性由此呈现：我们知道问题不能解决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写。就像我们知道自己一定会死，但我们必须要活——写作的逻辑与生命的逻辑有时候很接近，具有同构性。如果从科技层面来看，小说这么古老的文类在当代社会早就该被淘汰迭代了，那我们为什么还写小说？因为我们依然需要读小说。仅仅通过小说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就能够凝视问题与困境，在凝视的过程中看见更复杂、更丰富的人性和人生。在座的诸位可能都没有想到，今年高考志愿热搜榜排名第三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。20年前我做本科生班主任的时候，我们班60个学生中只有10个第一志愿填报了人民大学中文专业，其他同学都是从热门专业调剂过来的。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，第一志愿报中文专业的非常多。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，即使是在大众的认知里，文学和艺术的价值也在凸显：我们知道它解决不了现实问题，也知道它不能带来多少现实的回报，但我们仅仅是凝视，就能发现无比复杂和丰富的人性和人生。
在蒋在的小说里可以凝视到的一点是，小说人物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：早熟性。我认为“80后”一代早熟而晚成——他们早就熟悉了资本的秩序和现实的逻辑，但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办法很快成长起来——的特点在延续。《飞往温哥华》里的人物出现的早熟性，恰恰是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交互建构而催生出来的。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新的人性框架写出来会非常有趣。也许我们可以从巴尔扎克那代人的作品里找到这种早熟性的前身。“晚成”也许与缺乏行动密切相关。这部小说集里的人物都是行动乏力的人，里面的人物有很多话要说，比如父亲和母亲、母亲和孩子、同学和同学之间，但是有的人没有说出来，有的人说得不太流利，还有的人把很多话都藏起来了。他们虽然想去行动，但是并不积极主动。最典型的就是《遗产》，里面的人物态度非常犹豫、沮丧，没有太多语言和行动能力，也没有什么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欲望。这真实地呈现出一代人的精神状态，表明这代人的行为逻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我们不可能在他们的作品里看到那种昂扬的斗志，以及跟世界鱼死网破的决心——即使出现了，也一定是“不真”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蒋在的作品里出现了大量的中断、停顿、卡壳。这是对积极生活的一种抵御，是对积极生活导致的过度消耗产生的防御机制。通过中断、卡壳和停顿，一种被我们遮蔽过的本源性生活，或者本源性的人性问题可能就会呈现出来，这是当代小说写作的重要课题，蒋在的写作已经触碰到了这个问题，但呈现的还不够，期待她在后续写作里有更深入的开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