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质观察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哪些工具？产业引导基金如何发挥作用

要聊新质生产力，一定要先明确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。过去14年以来，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一直排第一，无论是存量规模、增量效益还是产业链中的地位，中国在数据上都很有优势。然而，这也带来两个问题：第一是从贸易中受益，引发其他主体的“不爽”；第二是随着全球需求疲弱，国内大市场尚未成型，产能的问题怎么办？

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较量，不是纯意识形态的问题。从华盛顿共识到拜登经济学，美国从一个“小政府大市场”，变成了一个“大政府小市场”。中美之间的较量，也会呈现出“国家”之间的较量。

这种较量反映到具体层面，我总结为有金融战、文化战和产业战，这些较量之间也有联系，中美各自有自身比较优势和攻守位置。我们今天就产业视角出发，我认为这是最贴合新质生产力的维度。

先说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？答案是一定的，从一季度各方研究报告来看，惠誉、IMF、高盛等机构，都调高了对本年度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，但同时也都对房地产的发展和内需消费刺激都表示了担忧，并且根据三季度数据来看，外贸出口态势不容乐观，因此尽早布局新兴产业是有必要的。

第二个问题，哪些属于新质生产力？可能会有人提到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或者低空经济等热门词语。这诚然不错，但是新质生产力并非单一行业属性，而是产学研一整套系统工程，背后需要市场和政策的双向发力。它可以是对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、链条重塑，如数字化、人工智能+等；也可以是随着制度放开诞生的新供给产业，如低空经济、具身机器人等前沿领域。

第三个问题，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哪些工具？这不是简单的问题，但我今天只想从一点出发，就是新型举国体制下的产业引导基金，尤其是央、地财政为背景的具有国家意志的产业引导基金。

国内引导基金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发展，但最近十年才逐步形成规模。在2014年前后，根据财政要求，地方政府对于企业补贴和当年财政支出要求都有了较大的变革，使得地方政府吸引企业留存的手段和资金投入的时效性都收缩了，而适逢2014年的IPO开闸，以股权投资的引导基金作为功能型手段给政府雪中送炭，解决了吸引当地企业（投资）、时效性不足和财政收益的三大难题。

而之后几年，尤其疫情开始后，随着房地产调整，土地财政向股权转移，引导基金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数量激增。根据清科的数据，目前引导基金的规模为12.19万亿，这里包括一些过去存量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基金，把这个扣除也应该有6万亿—7万亿，因为这是一级市场的信息，所以这个数据有缺口有误差也是难免的，只是一个模糊的估计。而最近一段时间，引导基金发展的增速目前是下降的，根据清科的统计，目前引导基金大概2000多只，增幅为-25%。各地引导基金目前也都呈现返投要求、行业主题趋同的特点，比如在2022年之前几乎没提到过的“低空经济”，在最近一段时间，十几个省份提出要着力发展并列入引导基金投资方向。

我再来简单聊一下引导基金的几种模式。大家一定听过合肥模式和深圳模式，其实两种模式并没有严格的定义，深圳的引导基金具有市场化程度高、政策灵活以及基金产品矩阵丰富的特点；而合肥的基金具备较强的产业背景，数据全产业链“迁入”型投资。可能很多人有误解，这两种模式不单单指的是引导基金，背后还有两地的软硬件环境和历史原因。深圳的财政大部分享受政策红利，无上缴压力；而合肥，在过去几年，先后成功押注人工智能、半导体和汽车这些产业链最长、附加值最高的战略新兴产业。

聊完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投入工具，我们就来聊一下新质生产力本身。

新质生产力本身并不只是一个科技的问题，新质生产力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市场的问题。瓦特不是第一个发明蒸汽机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把蒸汽机做到完美的人，而是第一个把蒸汽机调试到一个可以最大规模市场化的人。我认为，这就是新质生产力。新质生产力带来什么机会，也是值得各方关注的。

就用最近热度很高的大模型举例，对于拥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而言可能是个“悲剧”，过去常说的“一万小时”定律可能不存在了，几分钟就能通过人工智能工具实现外语沟通。但是，对“磨刀石”行业来讲是个福音。什么叫磨刀石行业？小学的时候就读过这么个故事，有人问爱迪生：你发明灯泡，选了一千次材料都没成功，你是不是很失败？爱迪生说：我没有失败，我只不过找到了一千种不适合做灯泡的材料。实际上，他花了20年做了5万次实验，这是一个“磨刀石”的行业，需要不断地打磨才能创造价值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“磨刀石”行业的里程碑可以迅速缩短。比如，爱迪生可以把所有的材料数据上传到计算机，通过数据模拟的方式解决材料的问题。

最后，聊一下我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几个观点。

第一，警惕缺乏战略视角的急功近利。当下，我们很多产业都面临技术革命，很多过去可以搬来照抄的逻辑不复存在，无论是制度设计层面还是技术路径层面，一定要有耐心。

第二，警惕唯权威论或者唯技术论。我们国家目前在推新能源，其中氢能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而在氢能市场化路径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的专家判断是很准确的。比如，氢目前主要用在商用车和储能领域。氢能做乘用车最厉害的不是中国，而是韩国。韩国现代汽车连续3年全世界排名第一，但即便这样，每年也就5000左右的销售量。这是因为，韩国的加氢站只有一百多个，商业化路径非常远。

很多技术，一旦押错了路径想要折返很难。而在技术路径纷杂时，也很难达成共识。比如，锂电池是日本最早做的，氢能也是一样；我们现在的电视都是液晶显示屏，而最早日本押注的是等离子技术。但是，上述技术日本在推广过程中都失败了，不是技术不好，而是没达成共识，无效内耗，缺乏技术到商业的有效转换。当下，我们应当充分鼓励产学研融合。我认为，这也是我们研究院的价值所在，有一个各行各业充分交流的平台。

我今天的分享结束，谢谢各位！

（作者许峻铭为熙诚致远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、董事，本文为作者于4月21日在NSE50季度论坛暨2024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所发表的演讲整理稿，经作者本人审订。）